1936年7月，红二、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胜利会师，任弼时任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政委。当他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后，认为党和红军应统一，重新会合。为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，避免分裂，任弼时和朱德、贺龙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关向应等并肩作战，做了大量工作。

首先，他坚决抵制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。两军先头部队会合后，张国焘派人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，内有污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“逃跑”，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内容，任弼时在和四方面军来人的谈话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言论。他立即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，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，告诫其只能讲团结，介绍过草地的经验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，不准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。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，除保留一份，其余全部烧掉，使这些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二、六军团流传。张国焘派人对任弼时说，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，任弼时回答，只有在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。

其次，开展广泛的思想工作，推动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。任弼时在红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，目前形势很好，中央已经到了陕北，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，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。从甘孜出发北上途中，任弼时分别和陈昌浩、徐向前、傅钟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，了解过去一、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，力求促成各方面的团结一致。他和徐向前在草地第一次见面，就向徐询问这方面的情况，征求意见，态度“冷静、诚恳，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”。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，任弼时就主动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彻夜长谈，使傅钟“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、思想上的糊涂、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，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”。任弼时“和蔼诚挚的态度”教育了傅钟，也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，使已经处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同志都感到党在组织上的统一，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是迫切重要的问题。

再次，力促三军大会师，努力促进党内团结统一。任弼时并不局限于同张国焘分裂活动开展直接斗争，而是站在全党团结的高度，积极向中央提建议，确保中央团结抗日方针的贯彻落实。任弼时致电中央，认为党内团结一致、建立绝对统一的最高领导“万分迫切需要”，不能等待七次大会；建议召开一次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的会议解决团结统一问题，中共中央极为重视。同时，任弼时十分关注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团结问题，向总政治部建议立即在三个方面军内做促进团结的政治动员和准备。他一方面在四方面军同志中进行说服工作，要求他们以中央12月决议为基础，“有很客观、冷静、正确的自我批评”；另一方面要求二方面军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，强调二方面军在促成三军大会合上“负有重大责任”，并“深望一方面军内亦有同样性质之动员”，以达到三个方面军的一致。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。

任弼时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，既坚持原则，又顾全大局，为推动红二、四方面军共同北上，实现三军大会师，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（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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